羅騰園的母親 — 報導文學：蔣月惠與她的屏東故事

文/何亞庭

楔子

屏東和生路一段851巷，一處老舊四合院。門口永遠放著一張紅色塑膠小板凳。有時候坐著一個女孩，有時候坐著一個白髮的中年婦人。沒有對話，就只是坐著。

那間四合院叫「羅騰園」。那個婦人叫蔣月惠，屏東縣議員。但那張板凳上，沒有議員，只有一個等孩子回來的母親。

一、糖廠圍牆邊的女孩

1959年，蔣月惠出生在屏東糖廠。父親是台糖工程師，一家十口，她排行老六。

糖廠圍牆外，住著完全不一樣的人。跟著季節來的臨時工，一家老小擠在鐵道旁的矮屋裡。市場收攤後，一個沒了右腳的男人，用木頭假肢一拐一拐走來，低頭撿菜葉和魚骨。

小月惠蹲在圍牆邊，隔著鐵絲網看他。有一天，她把學校發的饅頭藏在口袋裡，從鐵絲網破洞塞出去。男人愣了一下，轉頭看她。那雙眼睛很老、很疲倦，但嘴角微微動了一下。小月惠跑走了，沒有回頭。

母親給了她兩句話，她用了一輩子：「弱勢族群沒有悲觀的權利，只能往前看。」「弱勢族群沒有生氣的權利，只有骨氣。」

二、羅騰樹下

商職畢業後，蔣月惠在高雄做會計。1987年，朋友問她：「週末要不要去當義工？有個機構在照顧身心障礙的孩子。」

羅騰園的前身，是1966年西德女教士創辦的「盲女習藝所」。那些外國傳教士離鄉背井，在台灣最南端的角落，一雙手一雙手地替身心障礙者洗澡、餵飯、教他們畫畫。

蔣月惠第一次走進四合院。消毒水和尿騷味撲面而來。廂房榻榻米上，一個小女孩蜷在角落，頭髮打結。她蹲下來，握住那隻手，涼涼小小的。小女孩沒有反應。她沒有放手，握了很久。

幾年後，傳教士陸續離台，機構欠債，瀕臨倒閉。1993年的晚上，負責人對她說：「月惠，撐不下去了。孩子們可能要被送到別的地方。」

那晚她回到租屋處，坐在床邊，從天黑坐到天亮。隔天，她遞出辭職信。「妳瘋了？做了七年，下個月就要加薪了！」她鞠躬說對不起，轉身離開。

她把積蓄全部領出來，跟親友借錢，重新組織協會，沿用「羅騰園」的名字。

聖經列王紀上十九章：先知以利亞在曠野中求死，上帝給他食物和水，他躺在羅騰樹下休息，重新得力，然後繼續往前走。

三、四次搬家

羅騰園沒有錢。先後借住長治繁華村、長治夢幻島、屏東市大洲里，最後才在和生路找到這處四合院。四次搬家，每一次都像重新活一次。

最苦的時候，她一天只吃一餐。白飯醬油，或泡麵加蛋。衣服破了自己縫，鞋子開口用膠帶纏。每一塊錢省下來，買尿布、奶粉。

1995年一個深夜，她對著帳本，赤字一欄比一欄深。她趴在桌上，把臉埋進手臂。沒有哭，只是很久沒有動。她問自己：「值得嗎？」

天亮後孩子們醒了，含糊的叫聲從廂房傳來，朝她伸來的手，所有懷疑像晨霧，陽光一照就散了。

她在日記裡寫：「我不知道明天有沒有錢買米，但我知道今天這個孩子需要一個擁抱。那就先擁抱再說。明天的米，明天想辦法。」

四、汝珊

羅騰園有一位特別的人，張汝珊。蔣月惠認識她近四十年。

汝珊是極重度身心障礙者，除了右手還有力量，全身幾乎無法自主活動。上下輪椅，靠屁股一點一點移動。但她一人獨居，自己下廚、整理家務、擺攤養活自己。後來她回到羅騰園擔任素描老師，一堂課近三十名學生。

蔣月惠曾說：「如果用馬斯洛的理論，她早已自我實現，甚至超越了。她像洋蔥，一層一層突破限制。上帝沒有給她健康的身體，卻給了她一顆堅強、美麗又充滿愛的靈魂。」

汝珊的畫室在四合院西廂，牆上貼滿學生的作品。她教畫時話不多，只是偶爾說「這裡再深一點」「線條再穩一點」。學生們說，汝珊老師從來不說「你不會」，只說「你可以再試一次」。

有一次，一個新學員畫到一半，把筆放下，說自己畫不好。汝珊沒有說話，只是用右手把輪椅慢慢挪過去，拿起筆，在紙上畫了一條線。那條線很慢、很穩，像她這一生走過的每一步。畫完，她把筆遞回去，說：「慢慢來。」

2026年6月28日，告別式。蔣月惠站在最後一排，沒有上前說話。她只是看著汝珊的照片，那是汝珊在畫室裡微笑的樣子。

當天深夜，她在日記寫道：「今天，我送別的不是一位身心障礙者，而是一位生命的老師。真正的自由，不是身體有沒有障礙，而是心靈永遠不向困境低頭。」

汝珊的一生，像她的捲捲畫，看似纏繞，卻每一筆都有方向。她放下了畫筆，因為她自己，已經成了那幅最動人的畫。

五、街頭的小提琴

為了讓羅騰園活下去，蔣月惠什麼都試過。補助申請被退了五次。去企業募款，秘書連名片都不收。

1998年夏天，她翻出櫃子裡一把舊琴，換上新弦，練了一整晚，手指壓得發紅。隔天傍晚，她抱著琴走到屏東夜市入口，擺了一個募款箱。

她閉上眼睛，拉〈望春風〉。琴藝不怎麼樣，偶爾走音，節奏不穩。但她很專注，弓在弦上慢慢走，像一個不擅長說話的人努力把話說清楚。

有人投銅板，有人繞開說「賣慘」。她沒睜眼。她只在乎箱子裡的聲音，咚，一個銅板；啪，一張紙鈔。每一個聲音都是一包尿布。

有一個晚上下大雨，夜市人少。一個小女孩走過，仰頭看她很久，從口袋掏出十元硬幣，踮腳放進募款箱。「阿姨，妳拉得好聽。」

蔣月惠沒有停下來，但弓在弦上停了一拍。她想起來，很久以前也有人這樣看她。

六、咬警事件

2018年7月，屏東公勇路拆遷案。蔣月惠到場聲援，警察架住她往外拖。她掙扎間看見一個老婦人被推倒在地，低頭咬在警察手臂上。

隔天全國媒體頭條：「野蠻女議員咬警！」

她關掉手機，坐在羅騰園的板凳上，一整天沒有說話。她知道錯了，但心裡一個聲音在喊：「你們看見那個被推倒的阿嬤了嗎？為什麼只看見我的牙齒？」

幾天後，記者追到羅騰園。鏡頭拍到了汝珊的畫，拍到了蔣月惠蹲在地上替孩子綁鞋帶，拍到了她洗到起毛球的襯衫。有一個記者問她：「蔣議員，這十幾年來，妳都是這樣過嗎？」

她低頭整理尿布，頓了一下才說：「不然呢……孩子要吃啊……總不能……餓肚子嘛。」那句話說得很慢，像每個字都要用力才能從喉嚨擠出來。

輿論風向變了，捐款湧入。記者又問：「委屈嗎？」她搖頭：「委屈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他們看見了羅騰園。」

事後她在日記裡寫：「那一口咬下去的時候，我沒有想過會有任何人看見羅騰園。我只是氣自己拉不住那個阿嬤。但如果這一咬能讓大家轉頭看一眼，那也值得了。」

七、制度的牆

捐款帶來檢查。縣政府來函：羅騰園未召開會員大會、未完成法人登記，限期改善，否則解散。

十年前，羅騰園收容二十五名流浪殘障孤兒，沒有立案，帶孩子上街頭義賣，被依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》罰六萬元，公告姓名。她心痛的從來不是罰款。心痛的是，這些孩子好不容易有個地方住，制度卻說不行。

政府當時以「專案」安置了十位，九位回到原生家庭，只有六位留下。那些被送回去的孩子後來去了哪裡？沒有人知道。沒有人追蹤。

接到限期改善公文那晚，她又坐在辦公桌前，桌上攤著那張公文。她沒有開燈，窗外路燈的光照進來，照在紙上那些字上。她想起四次搬家，每一次都是為了讓孩子們有地方睡覺、吃飯、被愛。

隔天清晨五點，她睡不著，起來翻聖經。翻到馬太福音：「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做在我身上了。」她把那句話抄在公文背面。

天亮後，她換上唯一一件沒有破洞的襯衫，騎那輛破機車到縣政府。走進承辦人辦公室，關上門，深深鞠躬：「對不起，我不懂程序。請告訴我，要怎麼做才能讓羅騰園活下去？」

承辦人沉默了很久，說：「蔣議員……我們只是依法辦事。」她抬起頭：「我知道。拜託妳教我。」

2012年7月19日，羅騰園正式立案。不再收容住宿，改為開辦免費才藝課程，素描、水彩、纏繞畫、拼布、園藝，二十四種。不是機構，是客廳。不是被照顧，是來交朋友、來重新相信自己。

八、阿蓮與洗碗水

阿蓮，五十五歲，2025年母親過世後無處可去。長年未規律就醫，三高、固執、難以溝通。但她喜歡玩水，負責洗中餐晚餐的鍋碗瓢盆，總是洗得很好。

志工說，阿蓮洗碗的時候會哼歌，沒有人聽得懂那是什麼曲子，但她哼得很認真。水花濺到臉上，她會笑。

有一次，一個學員把碗摔破了，蹲在地上哭。阿蓮走過去，蹲下來，把碎片一片一片撿起來，然後把自己的圍裙解下來，遞給對方擦眼淚。她沒有說話。但那個學員後來再也沒有哭過。

2026年3月，近一百公斤的阿蓮因蜂窩性組織炎住院。高燒四十度，僅有身心障礙津貼，無低收資格，醫療多自費。看護一天兩千三，工作人員體力透支。

蔣月惠每天從羅騰園騎車到醫院，來回四十分鐘。她在病房裡只是坐在床邊，握著阿蓮的手。有時候握一個小時，有時候握到護士來換藥。

有一次阿蓮發燒說胡話，一直喊「媽媽」。蔣月惠靠近她說：「我在這裡。」阿蓮安靜下來。

2026年4月3日，蔣月惠第616篇日記：「照顧阿蓮真的很辛苦，但她是我們的家人。馬太福音25:40，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做在我身上了。」

採訪當天，阿蓮的床位空著。辦公桌上放著那篇日記的影本，旁邊有一張照片，阿蓮在四合院廚房洗碗，水花濺到臉上，她在笑。

志工說，阿蓮還在住院，但燒退了。蔣月惠每天去看她。等她好了，還要回來洗碗。水聲嘩啦啦的，那是阿蓮最快樂的時候。

九、學姐

我第一次見到蔣月惠，不是在羅騰園。

那是幾年前一個傍晚，她在屏東夜市入口拉小提琴。我路過，停下腳步，趁她拉完一首曲子的空檔，上前閒聊。聊著聊著，我問她念哪所學校。她說屏糖國小。我眼睛亮了一下：「我也是。」

再聊下去，才發現我們是屏糖國小、公正國中的學姐學妹，整整十一年的重疊，她高我兩屆。

從那天起，我開始叫她學姐。她總是笑一笑，沒有多說什麼。

後來我成為羅騰園免費社區融合才藝成長課程的學員，也擔任健康與營養課的授課老師。每週二下午，教室裡坐著十幾個學員。有人坐輪椅，有人需要攙扶，有人從頭到尾不發一語。但沒有人被趕走。蔣月惠說：「來交朋友就好。」

下課後，她會走進來，問一聲上課累不累？要不要喝口水？她穿著一件洗到褪色的舊襯衫，褲管捲起來，拖鞋踩在腳跟。頭髮隨便紮著，白了一大半。「月惠媽媽，這個給妳。」學員遞給她一塊餅乾。她接過來，咬一口，說「真好吃」，然後問對方今天畫了什麼。

我看著她蹲在學員旁邊，用袖子擦掉桌上的水漬，順手把歪掉的畫紙擺正。那個動作太自然了，像呼吸一樣。

但我心裡那個問號越來越大。電視上的蔣月惠，是另一個人。

議會質詢台上，她站起來，音量開到最大。縣長的話還沒說完，她已經拍桌。「你不要跟我講程序！那個阿嬤的房子拆了，你告訴我程序在哪裡！」官員低頭翻資料，她繼續追：「你看我幹什麼？回答我啊！」

但坐在羅騰園院子裡的那個人，說話輕聲細語，連學員把湯灑了都只說「沒關係，擦一擦就好」。有人問她為什麼在議會那麼兇，她愣了一下，說：「有嗎？我只是比較大聲。」

她不是雙面人。她只是把同一個自己，放在不同的地方。

在議會，她面對的是制度、是官僚、是那些「依法辦事」卻看不見人的公文。在那裡，溫柔沒有用。你必須站起來，拍桌子，把音量開到最大，否則沒有人會轉頭。

在羅騰園，她面對的是孩子、是阿蓮、是那個榻榻米上頭髮打結的小女孩。在這裡，大聲沒有用。你必須蹲下來，握住那隻手，安靜地等。

有一次我問她：「學姐，妳在議會那麼兇，不會累嗎？」

她正在幫一個學員綁鞋帶，頭沒有抬。「累啊。」她說，把鞋帶拉緊，打了一個蝴蝶結。「可是如果我不兇，他們就聽不見。如果我在這裡兇，孩子們會怕。」

她站起來，拍拍膝蓋。「所以，該兇的時候兇，該溫柔的時候溫柔。就這樣。」

那天傍晚，我離開羅騰園時，她坐在門口那張紅色小板凳上。手裡拿著一疊議會質詢稿，低頭在讀。讀到一半，抬起頭，對走過去的學員笑了一下。

那個笑容，和電視上拍桌的那個人，是同一個人。

屏東糖廠的煙囪早已拆了。五分車鐵道也拆了，變成萬家福量販店。

蔣月惠還在屏東。六十七歲了，白髮大半，背也駝了。還是那幾件舊衣服，開一輛快報廢的小房車。後座裡永遠裝著尿布、畫紙、募款箱。

有人勸她：「該為自己活一次了。」她想了一下：「可是，我現在就是在為自己活啊。」說這句話的時候她正在院子裡修一張壞掉的椅子，手上的老虎鉗沒有停。

採訪最後一天，我們坐在那張紅色小板凳上。夕陽照進巷子，把兩個人的影子拉得很長。我沒有再問她問題。她也沒有說話。就只是坐著。

過了一會兒，她站起來，拍拍褲子上的灰，走進四合院。廂房裡有孩子在畫畫，廚房裡有湯在滾。

我看著她的背影。駝了，慢了，但還在走。